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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进，中国现代文学大家张恨水的孙女，从小受父亲的影响喜欢数学和物理。在那个人人都要下乡或被派往三线建工厂的艰苦岁月里，历经艰辛的母亲不想让独生女再受苦，加上看到医务室里的医生无论如何都不会去捡粪种田，因此高考时决定让女儿学医。正因为如此，张进报考了北京第二医学院(现首都医科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儿童医院做医生，之后又来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硕士。在39岁那年，将医生视为自己事业的她又义无反顾地重返校园读医学博士。一晃15年，她在自己选择的从医之路上亦苦亦甜地前行着，而这一切都源于她的初心不改和执着。

哈哈

本周，我们来一起听听她的故事——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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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生在北京，于西四的砖塔胡同长大，那里有爷爷的宅子。在我很小时父母被下放到农村，之后又转往湖北荆门市搞三线建设，我留在爷爷的宅子里。但那时文革已开始，家里不能请人照顾了，我就被送到离爷爷家不远的李奶奶家，父母每月付给李奶奶15元钱，让他们照顾我。

　　那时，爷爷得了中风，但因没人照顾，生活也很凄凉。1967年爷爷过世，那时我只有几岁，除了对爷爷的院子、书柜和茶碗等还有印象外，其他没有任何记忆了。

幼时的张进和爷爷张恨水等亲人在一起。

　　我从小觉得自己家和别人不太一样，也不太喜欢。而我又是在李奶奶家、一个穷人家长大，自小我就把李奶奶家当成自己的家，因此那种心态一直很复杂，而这种心态一直延续到我上了大学。有一天一位同学在宿舍里聊天，说她在马路上看到报贩吆喝说：看报，看报，鸳鸯蝴蝶派代表张恨水！那时我突然忍不住地说道：张恨水是我爷爷，他不是什么鸳鸯蝴蝶派代表！

　　多少年来我一直不喜欢听别人说爷爷是鸳鸯蝴蝶派，认为这不够革命，因此终于忍不住说了出来。现在年纪大了，回头想想也无所谓了，究竟什么派，那都是研究人员做的分类罢了。

　　我在北京读完小学三年级，又到了父母三线厂所在的湖北荆门市。那时当地教育水平落后，我直接上了初一。因为年纪和个头都是班里最小的，因此老受欺负，捡粪时也捡不过人家，总是到了最后一拨才能当上红小兵、红卫兵。

　　转眼到了高考时。我的父亲张二水当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清华大学石油冶炼系，一年后该系从清华分出，成立了北京石油学院(中国石油大学的前身)，父亲后来就是从这所学校毕业。

张进和爸爸张二水在一起。

　　因为父亲学的是工科，从小他和我讨论的都是数学和物理，我从小也喜欢数理化。高考报志愿时父亲想让我和他学相似的专业，但母亲不同意，说一定要给我找个今后有饭吃但不用受苦的工作。在干校时种水稻、捡粪、拉钢筋等重体力活都干过的母亲，见到医务室里的医生却不用去捡粪种田，就说让张进学医吧。

　　那时北京有北京医学院和北京第二医学院，前者毕业后全国分配，后者北京分配。好不容易从三线厂回到北京的父母舍不得让我离开北京，因此让我选择了北二医。

　　1982年我进入北二医儿科系学习了5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北京儿童医院的耳鼻喉科，在那里工作了2年，这对我一生影响特别大。

　　那年我才23岁多，尽管很年轻，但因为儿童医院每天来求诊的人特别多，因此就特别忙，我一天要看50个病人，有时一天要做20个扁桃体切除手术。那时全国唇裂儿童都被送到北京儿童医院，我所在科室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缝合唇裂。尽管自己不是主刀仅是助理，但通过观察，以及偶尔动手做手术，让自己的缝合技术等得到很好地锻炼并受益至今。

张进医生在北京举行的高峰论坛上做报告。

　　当时很多病患都不喜欢看年轻医生，一些医生也不喜欢看小孩。但有位家长带着儿子来看病时一直找我诊治。那位家长说，尽管你年轻，但长得顺溜面善，我信任你。这些让我到今天都记得，也给了自己很大鼓励。

　　在儿童医院做医生的经历至今难忘，那时科主任还带着我和其他年轻医生到内蒙古做手术，给了我很多荣誉，到今天我都忘不了。

　　我和孙澜涛结婚后，当时还在中国文化部工作的他被派到纽约中领馆，我则通过留学来到了美国，在纽约史坦顿岛上一个学院读生物。因为没钱我也四处打工，不仅在洗衣店工作过，每周只挣50元，还帮人家看过孩子。

　　后来有位同学建议我到哥大公共卫生学院读研，说在实验室做助教可免学费。经过一番辛苦，我考上了哥大。2年后硕士毕业，我也顺利地在纽约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实验室找到工作。

　　在实验室里我做研究员，和瓶瓶罐罐打交道近10年。这10年里我的儿子小虎出生，澜涛也攻读完法学博士。但10年来做医生的愿望依旧在我内心强烈地存在着，觉得实验室的工作根本不是自己的人生目标。39岁时，我决定重返校园实现自己继续当医生的梦想。

　　在美国考医生其实有两条途径，一种是直接考医生，按照“三部曲”一步一步地考执照，然后再去做住院医生。但我大学时学的是儿科，加之对美国医疗系统也不了解，于是在39岁时考进纽约科技大学医学院开始攻读医学博士。

　　重返校园的第一堂课就让我很难忘：教你握手，即当做为医生的你走进诊室向病人介绍自己时，如何和病人握手。一般中国女人握手时仅会伸出几个手指头尖让人握，以展现自己的妖娆和矜持。但老师告诉我们握手时必须把整个手伸到对方手掌中，且要用力握，以展现你的真诚。

　　考试时还有“见病人”的考试，学校请来一些演员扮演各种病人，这些病人会把你见他们时的表现一一打分，同时学校还把你的表现录下来让你看。这些课程是我在北二医上学时听都没有听说过的事。

　　4年的博士学习可以说是非常艰难和痛苦。我重返校园时儿子才五岁，每天都是丈夫接送他，那时所有的活动和聚会我都不参加，每天就是上学、考试、读书。

　　有次独立日假日，澜涛带着儿子去参加派对，我一人留在家中苦读书。突然间我感觉自己崩溃了，2、3个小时都念不下去，像病了一样。我忍不住给住在华盛顿的大姑打了电话，她劝了我许久。还有一次在学校里考试，一位老师批评了我，我跑到厕所里狂哭起来，泣不成声。

　　回想起这4年的学习，的确辛苦，但也值得，它让我了解了美中医学的差别，也掌握了美国的医疗知识、理念和方式。若没有这4年的学习，也就没有今天我给各族裔病患看病时的自信。

张进和丈夫孙澜涛带着儿子访问爷爷的故居。

　　博士毕业后，我到位于Far Rockaway的圣约翰主教医院做住院医生，一切从头做起。在美国，住院医生是地位最低的医生，尤其第一年里最辛苦，给你最多的值班，最多的夜班，在高压下培训你。

　　那时我老值夜班，早晨9点下夜班，晚上7点又要赶回医院值班，全是澜涛接送孩子。为了能看孩子，早晨下班后我赶紧回到家，将儿子送到学校，再睡几个小时，起来为父子俩准备点吃的，又返回医院。每天都是这么风风火火的，也忘了什么是女人，甚至连女人怎么乐、怎么打扮都忘了。

　　那时我当年的大学同学，有的在国内当了院长，有的做了教授，有的成了名医和博导，但我却从头做起，有时候我也觉得自己想不开，跟自己过不去！但一看到病人要抢救，看到那些孤独的老人，也就没时间去想这些了，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

张进医生和同事们。(本文照片除署名者外，均为张进提供)

　　经过3年的住院医生培训，从2009年起我开始了执业医生的生涯。最初我在贝赛的一家诊所工作，2年多后这家诊所的老板因为离婚官司而关了门。我又被猎头挖到做快速诊疗的连锁医疗机构UMD做医生，在它位于曼哈顿联合广场的诊所里工作，接触的病患99%都是年轻的白人。

　　有次诊所来了一位金发碧眼的帅哥说他脖子不能动了，诊治后我发现是落枕了，便给他打了封闭针。之后帅哥又向我要医生证明说明他今天无法做Gym，我很奇怪便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他是模特，每天必须做Gym。等病人走了，我和护士赶紧在Google上查看，发现该人是从欧洲来的一个知名大模特。

　　我在UMD做了4年，因诊所所在地区有很多同性恋，由此也对同性恋文化有了深刻了解。去年7月，我应邀参加了北京儿童医院主办的“2016内分泌遗传代谢疾病及性腺疾病高峰论坛”，为大家介绍了“纽约社区变性者/同性恋常见疾病及问题处理”，和同行做了交流。

　　2016年12月，我想独立开业的想法终于开始付诸实施，从选址到装修诊所我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尽管诊所不大，但被病人比喻为像让人放松的SPA。这的确是我的初衷，希望能按自己满意的方式建诊所，让它成为和病人们讨论治病方案及当今健康生活方式的地方。

　　我的诊所尚在试营业中，去年12月法拉盛快捷诊疗中心开张了，我被聘为医学总监。尽管快速诊疗在纽约已不少，但在华社还是新生事物，之前自己从事快速诊疗多年，经验丰富，加上又能让自己的缝合技术等大展拳脚，因此很喜欢在这里工作。

　　屈指计算，我在美国从医之路已有15年。虽然从39岁时重新起步，但回想起来一点也不后悔。若当初我没有重新回到医学院做医生，我想我会后悔终生。

　　记得有次别人问我：谁对你影响最大？儿子替我回答道your patient！是的，到今天我都难忘一个病人。

　　博士毕业后我在第一个诊所工作时遇到过一位病患，他的脸部有些疤痕。寒暄后，我看了他的化验报告发现他的胆固醇有些高，于是建议他做些运动。他说，我现在终于敢骑自行车了，我问为什么？他和我聊了起来。原来在他20多岁时的那个人生最糟糕时刻：妻子和他离了婚，工作也丢了，他骑着摩托车上了495高速路，一辆车撞上了他，从他戴着头盔的脸上压了过去。在医院救治3个月后他出了院，和朋友去超市买东西时一个小女孩见到他后大哭起来。回到家他看到镜中的自己，顿失生活的勇气，几次想自杀，但被人们送到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20年来，他前后接受了十几次手术，才有了今天的模样，现在也才敢上街骑自行车。

　　听完他的经历，我告诉他应该为今天拥有的东西感到特别骄傲。他的泪水流了下来，我也被他的坚强所感动，他也让我感受到做医生的价值和意义。

　　当然，这些年我的付出也很多，甚至连家庭生活和婚姻都受到影响，但我不后悔，因为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是学习和成长。我又回到了诊室，做回我喜欢的医生，别管给哪个族裔看病，我一点也不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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