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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直面中国教育的一部纪录片

2017-12-29阅读 107 美国华人网站 我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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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尔逊-曼德拉: 教育是我们能够用来改变社会的最强大的武器





(一)刘道玉,《大学要有反思精神》,2011年


2011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再度触发中国社会对大学教育制度的反思。80年代领衔高等教育改革的老教育家,一位不合时宜的老人给清华大学写了一封公开信,批评清华大学的校庆缺乏“反思精神”。这位老人是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他公开致信清华,呼吁反思中国大学制度之弊端。


【《金融时报》中文版编者按: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再度触发中国社会对当下大学教育制度的深刻反思。80年代领衔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老教育家,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最近公开致信清华,呼吁反思中国大学制度之弊端。此文首先在《看历史》杂志发表了节选。FT中文网现征得作者同意,特此发表信件全文。】


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组织委员会:

您们好!

清华大学即将迎来百年华诞的喜庆,我借此机会谨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清华大学的师生员工表示衷心的祝贺:祝贺你们在过去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向为这些成就做出贡献者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希望你们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

在中国,清华大学有着“中国麻省理工”之称的美誉,说明贵校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我也一直认为,清华大学是我国重点大学的“排头兵”,是最有希望最早建成的世界一流大学之一。这说明,贵校重任在肩,千万不要辜负了自己所承担的重大使命。


十分巧合的是,今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也迎来了建校150周年的纪念,我看了两校为庆祝校庆的安排,这不能不引起我的反思。据麻省理工学院宣布:“自1月7日至6月5日,将举行一系列盛大的庆祝活动,在持续150天的校庆中,麻省不但要向以往的成就和贡献者致敬,而且将举行严肃的反思活动,思考如何继续走近研究的前沿及世界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

然而,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筹备工作,早在5年以前就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后又改为组织委员会,下设11个专项工作组。此外,还成立了发展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3年以前就开始了1000天的倒计时活动。筹备工作不谓不充分,舆论不谓不大。


可是,整个校庆活动依然没有摆脱传统格式化的思维窠臼——大造舆论,邀请名人捧场,极尽评功摆好之能事。在这一方面,拥有丰富资源的清华又开各校之先,舆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自去年以来,该校就开展了“百年赋”、“我爱清华”、“百年清华、行健不息”、“两岸同心”等活动,而且还把舆论造到了国外去了。去年,该校派代表团访日,举行了“东京大学—清华大学周”和“早稻田—清华大学日”活动。在美国的造势的范围更大,先后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举办了“清华周”,在芝加哥大学、麻省理工、哥伦比亚举办了“清华日”,在哈佛大学举办了“清华大学与哈佛大学学生论坛”。


但是,我却没有看到清华大学有任何一项反思活动,更没有像麻省那样“严肃的反思”,这就是清华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之间在思想境界上的巨大差距。当然,缺乏反思精神不仅仅只是清华大学,包括教育部在内的各大学,都没有反思精神。要不然,为什么人们从来就听不到国家教育部对人们批评的回应,如扩招冒进、大学合并瞎指挥、教学评估造假、学术腐败、特聘教授假引进,评名师搞官本位、债台高筑等,从而使我国高教问题越来越严重。

我国高等教育的种种问题,明明是客观存在的,为什么教育部就视而不见呢?说到底,就是没有反思精神。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对反思有过很多的论述,他说:“哲学认识的方式只是一种反思”。因此,反思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工具,要深刻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就必须进行反思。

在教育发展过程中,特别是经过20多年的冒进之后,更需要进行反思。不经过深刻的反思,就不能吸取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就不能认清教育的规律,不能成为一个清醒的领导者,也就不能使我国高等教育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

既然没有看到清华大学的反思,那么我作为一名老年教育工作者,出于责任感的驱使,不妨替你们作一点点反思,但愿是“逆耳的忠言”。

首先,一流大学应当选择什么样的校长?这个问题的答案本来是很清楚的,一流大学应当选择一流的教育家当校长,但是这个问题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各重点大学都没有解决好。为了说明问题,我不得不重提5年前发生在清华的一件事。2005年5月11日,清华大学校长主持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演讲,演讲完毕赠送礼品时,校长念黄遵宪的《赠梁任父同年》诗时,由于不认识小篆的“侉”字而语塞,并进一步导致举止失措,把赠送礼物说成了“捐赠礼物”,接受对方礼品后又忘记说声“谢谢”。这本来是很庄严的场合,却闹出了大笑话,并遭到了普遍的批评。

汉语言文字博大精深,谁都有念错字的时候,我也念过错字。我们无意苛求科学家要会认识篆体字,一定要懂得古诗文,但作为大学校长必须具有较高的人文素质。对此,著名的文化学大师王元化先生在逝世前曾批评说:“大学校长由对人文科学茫然不晓的理科教授担任,而此种现象导致大学文科奄奄无生气,人文精神的失落。”这件事并不能怪罪校长,而只是暴露了我们遴选大学校长标准和方法上存在的问题,如果把遴选校长的权力交给学校的教授委员会,相信他们能够选举出符合教育家标准的校长。

其实,在清华大学的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杰出的校长,如梅贻琦、蒋南翔、刘达、刘冰等,从治校的实践中,他们要么成了学者化的职业校长,或者是革命化的职业校长。梅贻琦先生是留美的物理学博士,他的成名并不是因为他是博士或是院士(逝世前一年台湾中央研究院才授予他院士头衔),而是反映他的教育理念的一句话:“大学乃大师之谓也,而非大楼之谓也”,至今仍然被我国教育界所传诵!这几位校长作为著名的教育家,其业绩和教育思想,都已载入我国高等教育史册。

对比起来,自80年代开始,清华大学的历任校长都是院士,他们都是双肩挑的学者,不能专心致志地把全部智慧和精力用于办好学校,因此他们都没有成为有影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85年以前曾说过:“做一个学校的校长,谈何容易!说得小些,他关系到千百人的学业前途;说得大些,他关系到国家与学术之兴衰。这种事业之责任,不值得一个整个(指心无旁骛)的人去担负吗?”

问题就在这里,我国现在不仅校长,而且有些部处长也搞双肩挑,他们怎么可能做到“鱼和熊掌二者得兼”呢?因此,清华应当珍惜自己的经验,选拔那些教育家当校长,心无旁骛地领导和管理好学校。

也许,也有些院士符合校长的要求,但必须放弃学术研究,要以学校的利益为最高的利益,绝不能利用校长的资源营建个人的学术汕头,像世界那些著名大学校长一样,做一个专心致志的职业化校长。根据过去的经验,从国家部委或省市的领导人中,选拔那些既受过良好教育(假博士不要)又有民主作风的人,到部分大学担任校长,也许比直接从教授中选拔要更好一些。

第二,应当树立什么样的大学精神?在清华大学的介绍中说:“学校精神: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史上,的确存在着怎样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蕴育出了大批翘楚和大师级的人物。可惜,这种精神并没有继承下来,无论是独立也好,或是自由也好,恐怕都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只不过为了宣传而已。

请问:你们对教育部有自己的独立自主权吗?你们又给了学校的教授和学生们多少的独立和自由呢?如果你们真的有独立和自由之精神,那陈丹青先生又怎么会辞职呢?反倒是,他离开清华以后,才真正获得了创作上的独立和自由,这难道不值得你们认真的反思吗?

第三,一流大学应当具有鲜明的特色,绝不能贪大求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特色十分鲜明,她是世界“理工科之王”,她拥有世界独一无二的“媒体实验室”,这是一个被称为“创造的摇篮”的研究机构,专注于发明创造,而非科技产品化的开发。正因为他们注重原创性的研究,所以才发明了世界第一个“旋风电脑”、幽灵隐形轰炸机、第一个拥有人类感情的机器人等成就。

同时,他们先后诞生了76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这可能是我国举全国高校之力也无法企及的荣誉。美国其他大学也都各具特色,如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和理论物理,哈佛大学的行政管理,耶鲁大学的法律,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派,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高能物理劳伦斯学派等。

可是,我国大学都追求“大而全”,互相攀比,失去了个性和特色。过去,人们都知道清华大学的建筑系和水利系是赫赫有名的,可是现在不知道什么是清华的特色。据介绍,清华大学的重点学科有49个,拥有全国第一的学科就有38个之多,重点多了就没有重点,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没有被认为最吃香的医学院、法学院和商学院,尽管有人建议要办这些学院,可是校长雪莉•帝尔曼却说:“正因为我们不需什么都做,我们才能够集中所有精力和资源来干两件事,一是非常严格的本科生教育,二是非常学术化的研究生教育。我们把这两件事做到了极致。我们认为,小就是美!”

1997年该校数学家安德鲁•怀尔斯足不出户,用7年时间证明了困扰世界数学界358年的费马大定理,从而创造了世界学术界的奇迹!这才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本色,我们应当反思“大而全”的办学模式,不走出“大而全”的误区,我们最终可能建设不出真正达到美国研究型那样一流水平的大学。

第四,世界一流大学应具有什么样的学风?20世纪初,是清华大学的黄金时代,当时的国学院拥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四位大师,他们年龄都在五十岁以下,都正值风华正茂。王国维先生在逝世前,曾出版了他的《人间词话》,在谈到治学的精神时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

这是王国维先生和那时一代学者治学的学风。“独上高楼”是什么意思?就是进入“象牙塔”,像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所说:“树立以学术为终身志业”的志向,只有这种精神,才能从事高深学问之研究。当今,我们的大学做不出传承千百年的学术成就,就是缺少了这种精神。王国维和他提出的这种学风,正是清华大学的精神财富,难道不应该反思和继承吗?

去年,曾有学者质疑贵校一位文学教授有学术剽窃之嫌,尽管学术界不停的呼吁清华大学成立调查委员会,但贵校态度一直暧昧。对待学术抄袭和剽窃,决不能姑息迁就,必须旗帜鲜明地查处,要不然怎么体现你们严谨治学的学风呢?

另外,必须树立实事求是的态度,拒绝一切形式主义,不能把国外退休的名家或政府的高官聘请到学校装饰门面,把他们供奉起来养尊处优,这种做法只会有害而无益处。在《参考消息》上,清华大学是作广告最多的大学,凡是广告都吹嘘或夸大其词,这是与严谨学风相悖的,必须制止以赢利为目的的广告。

第五,精英大学必须远离实用主义的办学方向。精英大学贵在精,贵在致力于高深学问的研究,清华大学应当是这类大学的佼佼者。什么是高深的学问?它是指影响世界未来的前沿问题,能够传承百年、千年的学问,能够引起科学和技术领域哥白尼式革命的重大发明和创造。为了实现这样的目的,在科学研究中,必须放弃急功近利和立竿见影的指导思想,在探索未知的道路上,要耐得住寂寞,发扬安贫乐道的精神。

德国著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曾说:“当大学决心于经常为国家和社会利益集团服务的方针的时候,马上就背叛了学术工作和科学自身。大学如果确定了这样的目标,无疑等同于自杀。”本来,大学是分为精英型的和大众化型的,也有纯学术性的和应用型之分。

我理解阿伦特的话,是针对极少数精英大学而言的,这是繁荣学术的需要。如果这样理解是正确的话,我认为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极少数重点大学,应当放弃实用主义的办学方向,这是使我国科学跻身于世界先进之林的需要!

在清华大学校园里,竖立着一方石碑,上面镌刻着“行胜于言”的警句,这被认为是该校的校风。这句话当然是正确的,反映了实践第一的认识论,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本叫陶知行,为了表达他的教育理念,索性把名字改成了陶行知。我个人切身感受到清华大学毕业生的务实精神,兴许这正是该校出现了70位亿万富翁的主要原因。

但是,从创造学的原理来看,任何一项重大的科学发明创造,最初都源于一个新思想或稀奇古怪主意的诞生。可以肯定的说,没有怪异的想法或求异的思想躁动,就不可能从事发明创造。因此,我认为仅仅强调“行胜于言”是不够的,它可能导致师生“形而上”的思维贫乏,从而窒息了青年人的想象力。正因为如此,在解放后的60多年里,清华大学没有产生有影响的著名思想家。

在未来的30年(一代人),能否产生一批思想和学术大师,这将是决定清华大学能否成为真正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我顺便强调一下,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一定要摒弃我国只注意硬件(各种硬性指标的统计)的观念,必须重视一流水平大学的质量标准,不能像某重点大学党委书记所说,他的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具有相似性,所以就能够很快的建成一流大学。

这完全是误导,相似性仅仅只是按照形式比较,如果没有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质内涵,如众多的诺贝尔奖和世界各学科大奖的获得者,没有一批学术大师,没有几个科学学派,培养不出大批的杰出人才,尽管各项硬件指标上去了,但仍然不能称为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作为一个局外人,我的观察和反思只不过是一点皮毛,更重要的和有价值的反思,必须由局内人士来作。借百年校庆之机,希望清华大学发动群众,进行深入和广泛而严肃的反思,总结出有益的经验和教训,站在更高的起点上,敢于否定自我,善于不断的超越自我。

为什么我国教育部和各大学都不愿进行反思呢?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被政绩观遮住了眼睛,只讲政绩而避而不谈问题;二是“官本位”主义,抱着“领导高明论”的思想,认为领导永远是正确的。

为了再次说明反思的必要性,我不妨引用哈佛大学女校长德鲁•福斯特在3年前就职典礼上的一段话,她说:一所大学,既要回头看,也要向前看,其看的方法必须——也应该——与大众当下所关心或是所要求的相对立。大学是要对永恒做出承诺。” 她勾画出了一流大学的精神,阐明了反思(即回头看)的重要性,也指出了看问题的方法必须与当下关心的功利主义相对立。

这是多么高屋建瓴的办学理念,我国如果要想真正地建成几所世界一流达到大学,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极少数几所大学,应该给自己准确的定位,走出为国家眼前经济建设服务的传统思维,走进象牙之塔,致力于解决50年甚至一百年以后的重大课题。

至于为经济建设服务,则是众多的普通大学或者技术学院能够而必须承担的任务,而一流大学应当肩负起提高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任务,这是不同类型大学分工所决定的。

最后,我祝愿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获得圆满的成功!

一个老年教育工作者 刘道玉 谨呈

2011年3月19日


(二)纪录片:《盗火者:中国教育改革调查》,2015年




这是一部纪录片,其中讲述了现今教育体制的现状和问题。“今天交给你一个孩子,明天你将还给我怎样一个青年?”历时两年,走访了约30所全国大中小学,采访50多位中国一线教师,访谈钱理群、刘道玉等近20位教育学家,制作这个专题片就是为了调查“中国教育怎么了”纪录片《盗火者:中国教育改革调查》是一份“献给中国教育的礼物”,也是探讨了中国教育的现状。







这部记录当下教育现状的纪录片,纵横跨越中国教育时空,聚焦了首都、特区、贫困区、普通城镇;教育家、特级教师、留洋学子、留守儿童;问题症结、利益冲突、不同理念、改革痛点;故事、人物、事件、观点;忧愤、反省、希望、行动……


《盗火者:中国教育改革调查》共有10集,每集30分钟。总编导刘晓梅表示,虽然十集纪录片各有侧重,但无外乎围绕了几个中心,即人文教育和现代公民等等。北大中文系钱理群教授说过,所有的教育问题的答案都在教育之外,我想这就是这部纪录片想要带来的启示。



[试读]<盗火者>第6集, 大学大学

在恢复高考以来,中国共培养了9200多万大学生。1997以后一方面是大学扩张,另一方面是政府加大了对大学的投入。我们的大学越来越有钱了,但是这是金玉其外。


中国现在每一年有将近40万的人留学。大学生们用脚投票,抛弃中国高等教育。


现在大学弥漫着两种思潮——实用实利主义和虚无主义。


上学变成了一张赤裸裸的功利的事情——我要拿学位、考试、谋利益、做生意、打工。


现在很多农民坚信“知识改变命运”,“唯有读书高”,他们辛苦工作,艰辛劳动,只为让自己的子女能够读大学。至于读完大学之后怎么样,那就超出了他们的设想和掌控了。这是一个悲壮的连锁,父辈付出的越多,儿女越发的沉重,越急于回报越发现回报无门。如果知识不在能改变命运,他们只有把对未来的期待降到最低。很多人收回视线,只看眼前,让电脑游戏和恋爱统领大学四年。


看一个人,就看他的谈吐、风度,看一个国家,就看他的大学。


现在的大学,与其说是一所大学,不如说是一所大公司,人人都在想钱,人人都在赚钱,就是一切向钱看。


中国近现代史上,大学生一直是中国精英的翘楚,是中国精神的刀锋,是真希望所在,现在,他们被牢牢的套住,成为了浑浑噩噩的一大团,幻想这样,幻想那样,本能的渴望幻想成功,而成功难上难,现实留给他们的只有纠结、恐惧、退却、茫然。遇到小事情,或许还敢质疑,遇到大事情,只有忍耐,长久的积于心中。


教的痛心,学得反胃,教和学之间不对接,完全的隔阂,完全的不信任。


教授一般都不教书了,教授接课题,现在研究生都把教授导师叫boss,教授接了课题,研究生给做,物美价廉的劳动力啊,做完了,教授挂名,申请经费。——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


现在的大学,第一个阶段是人抢钱,大学教授都去挣着抢课题,第二个阶段是钱抢人,那么多的课题,把大学的教师裹挟而去。大的课题有几百万,上亿,那个教授是个总包工头,把整个课题包下去了,那是有提成的。


本科发的文章肯定是抄的啊,但是学校就鼓励抄,学校组织起来造价,整个学生的道德是制度性的毁坏。这些论文是什么,全是印刷垃圾,多少年以后回头看,我们最有钱的大学时代,恐怕是最令人羞辱的大学时代。


别人喊“90后脑残”,除此之外,他们自称“孩子们”,他们还喜欢自称“吃货”。生活需要填充物,过去是12年的学习和思考,现在是吃东西,明天则是报名考各种证书,不然,没有什么能够证明生命还存在,只有吃才能带给他们最快、最直接的存在感,由吃饱获得最后的藏身地。现在的吃货们更敢于直接的表达他们的想法。


当学生会的头有权有钱,为了当这个头很多人大打出手。——学生调查


我们的一些大学正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了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迎合体制的需要,而且很有效果,效率很高。


我希望我的学生走到社会,不要当努力,不要让别人欺负。你们也不要当奴隶主,也不要欺负别人去。——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学生说,你不欺负别人,别人就欺负你)。我们价值观已经被扭曲了,只问厉害,不问是非。


教育不能给学生提供一种理想,一种信仰,当一个人没有理想,没有信仰,没有目标的时候,他唯一驱动的就是利益。——钱理群


对于考试,他们说,对于喜欢的,考不好我会愧疚,对于不喜欢的,连应付都懒得。


有时候,如果不忍心让父母失望或者伤心,情愿用零分表达自己的厌恶。对于教育制度,他们说,我们被囚禁在这玻璃器皿中,没有太多的余地去转身,只能默默接受越来越稀少的空气,出口在哪里,心理没有底,可是一旦从梦想的执念中探出头来,学会迎合着世界欲求的目光,那是真的成长,还是内心的退化和损坏。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热衷于鼓掌,也行他们经过十几年的教育,格外热爱自己的民族;也许他们只是需要一个集体仪式自我兴奋;还有相当多的时候,鼓掌是机械的,为了自己和别人一样,不经大脑就顺便拍拍手。


一个人能否成才,不决定于名校和名师,也不决定于学历和学位的高低,决定于你自己的理想和追求理想的精神。


中国要办100所重点大学,他一提出来我就感觉是吹牛,中国没有资源,也没有需要办这么多的重点大学,这211是一种平均的结果,是一种攻关走路子的结果,是一种贿赂的结果,连延边大学都进了211,西安的一个长安大学,我当时一篇文章提出来说长安大学这么能进211,结果长安大学全体学生签名要罢免刘道玉,他们也不知道我没有什么职务可罢免。——原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





这是凤凰卫视出品的一部教育重头纪录片,可谓诚意之作。一位看过全集的年轻人说:“看完这套纪录片,吃尽教育体制苦头的我,长大后发现它基本没有改善,时常慨叹。然而这个片子告诉我们,仍然有一些人在做出自己的努力,星火燎原,希望时间给出他们的报偿。这样我未来的孩子以及所有的中国孩子都能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里”

攒着吧,有空抽出几集看看,这里有中国最前卫的教育思想,也算是迄今为止对中国当代教育的一次比较全面的介绍和评论。如果你对你孩子正在处于或将要面临的教育制度并不清楚,这部纪录片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启蒙。





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盗火者》


第一集:重回人的语文




什么是语文?它不该是枯燥得让人想烧掉的课本,也不是考卷上的标准答案。语文是语言背后的思想和灵魂,它教会人如何成为一个大写的“人”。然而,今天的语文课,质量已经岌岌可危。


在上海,《收获》杂志主编叶开发现,女儿正在成为垃圾教材和病态课堂的受害者,他奋笔疾书,决心以一己之力《对抗语文》;在江浙,20多位一线教师自动集结,他们致力于给小学语文课本“挑错”、“找茬”,并自觉探索“现代公民理念下的语文教育”;在民间,学者们回到民国,向老课本汲取言语的力量和人性之美……种种努力,都是为了恢复语文的本义——人的语文








第二集:呵护童年




法国教育家卢梭说: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之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


华德福,一种源自德国的教育,一种为生活做准备的教育——没有作业,没有考试,它是学园、花园、菜园和家园,它“呵护孩子完整的童年”。


九月,开学的季节,陪伴两个被体制教育折磨得疲惫不堪的孩子,杭州独立教师郭初阳走进成都华德福学校,为期一周的“试读”和“陪读”,孩子们将体验主流教育之外的另一种童年;而郭初阳,这个现行教育体制的质疑者,将为我们解读华德福教育的种种细节,并探寻它与主流教育接轨的可能性。


孩子们是否会选择华德福?家长的选择又会是什么?无论结局如何,“还孩子一个美好童年”的命题,已经无可回避。







第三集:天梯




一代一代的中国人笃信:知识改变命运。然而今天,寒门子弟藉以改换门庭的那道阶梯,正在发出断裂的声音——


他们,是5800万留守儿童和农民工子弟;他们,是挣扎在贫困线上的800万山乡孩子;在垄断了优质教育资源的超级小学、超级中学的大门外,他们逐年流失,转而出现在田间地头,或者打工者拥挤的列车上;他们,是游走在城市边缘的蚁族群落,空有一张大学文凭,却既无力“拼爹”,又没能掌握起码的谋生技能……


究竟是什么,让寒门学子的人生道路越走越狭窄?


国家的转型在加剧,而个体命运的转型,却似乎陷入了停顿。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已成为中国社会不能承受之殇……


(片段)




第四集:守望乡村




乡村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根。改变乡村落后的基础教育,恢复乡村文化生态,需要民间力量具体而微、坚韧不拔的长期介入——


在晏阳初的故乡,立人乡村图书馆在一所普通的乡镇中学扎下根来;在陶行知的故里,德胜鲁班木工学校向农家子弟敞开怀抱……他们不约而同地践行着陶行知、晏阳初们的信条: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眼下,他们能够改变的,或许只是一个孩子,一所学校,一个乡村;但是,他们不约而同地相信,欲温暖世界,必先擦亮一根火柴。

守望乡村,让穷孩子也能仰望星空。







第五集:大学 大学




英国教育家怀德海说:在中学阶段,学生应该伏案学习;在大学,他该站起来,四面张望


2005年,诗人王小妮以一名大学教师的身份走上讲台,在那些年轻的面孔上,她读到的是困惑、迷茫、贫乏、冷漠……12年的应试教育把他们压成了扁平状,他们缺乏常识、自私、现实,对周围世界漠不关心;严峻的就业形势压抑了他们的梦想,他们无力“站立”,更谈不上“四面张望”……


刘道玉、钱理群、陈丹青、张鸣、周孝政、熊丙奇……大学里的智识之士纷纷诉说体制之痛:官本位、学术腐败、钱权横行……,积习与流弊的漩涡中,人文精神消失殆尽。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大学?!






第六集:在路上




上世纪八十年代,樱花盛开的武汉大学,最早释放出中国高教变革的积极信号——学分制双学位贷学金……一系列闪动着人文、人性光辉的改革举措,让刘道玉赢得了“武大的蔡元培”的美誉。


 时隔20年,在举步维艰的泥潭中,中国高教改革的探索者再次出发了。


2012年9月,修成正果的南方科技大学正式开学了——当理想遭遇现实,朱清时,这个理想主义的校长能否将他领军的“去行政化”改革进行到底?被打上“试验”标签的莘莘学子们,如何开始他们全然不同的大学生活?


珠海联合国际学院,一所潜水七年的“内地与香港合办大学”近日浮出水面,许嘉璐评价说:“UIC已经跃升为清华、北大级的大学”;校长负责制、教授治校、全英文教学、浸会大学的文凭……“洋大学”的冲击波,能否对内地高校产生“鲇鱼效应,”倒逼国内的高校体制改革?







第七集:课堂风暴




没有讲台,老师“靠边站”,学生三五成群簇拥在黑板前,边写边讨论,教室门洞开,参观者络绎不绝——偏居鲁西南乡村的杜郎口中学,一度因教学质量太差险些关门,如今却以独特的“学生自主课堂”闻名教育界。


专家评论说:“杜郎口模式”是课堂模式的革命性变革,是素质教育的希望之路;质疑的声音说:杜郎口并未摆脱“应试”的窠臼。


在民间,“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宣称要“点燃思想的课堂”,在各自的教室里,一线教师们掀起了一场不同于杜郎口的学习的革命。


体制并非铁板一块,或许,此起彼伏的课堂风暴,将为中国教育吹出一片明朗的天空。







第八集:寻找马小平老师




2012年1月16日,深圳中学语文教师马小平因患脑癌去世,北大教授钱理群惋叹:马小平是他所识教师中“最具世界眼光”、“可以称得上教育家的人”。


同年,官方组织的“寻找最美乡村女教师”活动在央视高调飘红,与此同时,由民间发起的“寻找活着的马小平”却在教育界引发了更深刻的感动。有评论说,“两种不同价值取向的寻找,耐人寻味”。


马小平是谁?一个普通中学教师如何燃烧生命,照亮了他的人文讲堂?摄制组依次走过湘潭、东莞和深圳,学生、同事、朋友、女儿……众人动情的讲述中,马小平的形象渐次丰满,我们最终发现,他,正是我们时代所需要的师者。


马小平走了,“活着的马小平们”正在走来,他们将带着我们的孩子找回人的尊严,找回教育的尊严……






第九集:学在民间




面对教育的现实困境,有人迎战,有人妥协,有人则选择逃离。


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无需去学校,客厅是他们的教室,父母是他们的老师,他们自主安排时间和课程,他们中的大部分,不打算参加国家统一的中考和高考;而在现代版的私塾,“中西合璧”的教育正在打造着另一批孩子,私塾的开创者,多半是“在家上学”的成功者,他们认为,他们的成功可以复制。


支持者说:在家上学有利于个性培养;反对者说:孩子需要朋友,独自在家无法实现“社会化”;有关部门说:在家上学违反教育法;教育专家说:社会应让在家上学合法化……

无论如何,在民间,形形色色的新教育正在生长。它们的未来,或许远比我们所能理解的更丰富,更深远……







第十集:公民




美国现代公共教育运动之父霍拉斯曼说:建共和国易,造就共和国公民难;有识之士指出: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


在西方主流社会,公民课程已经运行了几百年;在中国,1949年之后,公民教育戛然而止。

2012年,在深圳,央校校长李庆明突然被“下课”,他在央校的公民教育实践,吸引了舆论的眼球,也让他备受争议;在南京,律师崔武走进校园,以一只苹果为道具,向小学生们诠释“公民”的内涵;在上海,复旦大学研究生吴恒利用互联网,一次一次向公众演绎着“公民责任”的空间……


公民教育,何时堂而皇之地走进中国的中小学校?








盗火者:中国教育改革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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