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岁中国老翁赵维武2014年由浙江来美投靠女儿，2015年被控下载、传播儿童色情影像一案，上月初经宾州Northampton郡陪审团定罪，18日法官宣判4至15年监禁，刑期取决于狱中表现，假释后预料将遭遣返，与妻子及女儿一家分离。现年已76岁老人赵维武坚称清白，拒绝检方提出的轻罪协议，狱中发来了伸冤求救信。
“华人同胞们，我冤枉呀，我在探亲期间因家庭纠纷不幸和前女婿一家结怨。2014年11月20日，前女婿一家公开在网上污蔑我们全家，扬言在举报我们一家，而且誓言好戏将要登场。前女婿一家长期在当地法律圈有诸多的好友。
赵维武(左)今年初至费城寻求法律援助，右为女儿赵晴。
2015年4月21日，大量全副武装的涉案州警察和市警察，在Trooper James Ford带领下，用一开始强制爬窗入室突然袭击的方式冲进了我和老伴、女儿以及外孙女的家，进行了非法搜查。涉案州警察没有带来翻译，也没有华人警察，他们都不宣读米兰达保护令就强制审讯了我和我的女儿。在现场涉案州警察既不拍照，也不展示任何发现的儿童色情文件，也不对“非常容易被篡改和销毁”的电子证据做固化保全，以“在涉案电脑发现”了1个儿童色情文件为由没收了涉案电脑主机。涉案州警察临走时候才把搜查令交给我女儿，显示他们是以涉案州警察举报的2015年1月5日“案发”为由获取了搜查令（电脑鉴证专家已证明这个“案发”是不可能的）。涉案州警察甚至还在电脑没收单上伪造了我的手写签字和印刷体签字（笔迹专家已证明这些不是我的笔迹）。由此可见，指控的电脑实际并不是我用过的电脑。
2015年12月8日，涉案州警察以所谓的“在涉案电脑主机里又找到”另外6个儿童色情文件，抓捕无辜的我并且诬告我“蓄意持有”和“蓄意传播”儿童色情文件，居然被立案；与此同时涉案州警察立即通过本地媒体Morning Call和Express Time，故意向大众发布虚假误导性消息，谎称我已经“承认”下载和我“记不得”有没有下载，还故意把本案和其他一个毫不相关的微软举报的案件混淆在一起发布（有证据）。
涉案州警察伪造更多“证据”来诬告我，例如：
- 伪造我的犯罪“历史”（有证据）；
- 谎称涉案电脑是放在“他人根本无法进入的我的卧室”里，后又自证涉案电脑其实是放在我的前女婿都可以进入的我们家的客厅里（有证据）；
- 作证我的确不说英语，但出具的警察报告中所谓“在涉案电脑主机找到”的信息却涉及精辟的儿童色情英语词汇，例如 11 year old, shows boner, PTHC(Pre Teen Hard Core的简写), 13 yo(13 years old的简写)（有证据）；
- 甚至还把别人案件的材料也做为本案的“证据”（有证据），等等。
2017年7月20日，涉案州警察串通与我有家庭矛盾的我的女婿一起虚构事实：谎称我的女婿“仅仅在2014年9月5日我家搬家期间”过来帮助维修暖水桶等才进入我家的房子（其实我的女婿从2014年9月5日到2015年12月9日期间每个月一次到二次的频率进入我家的房子。我和老伴花钱雇他来安装暖水桶其实是在2015年3月。），还谎称我的女婿“从来没有”用过涉案电脑（我女儿和我老伴都目睹他使用多次涉案电脑）。
2017年10月20日，涉案州检控官提供了一份警察报告，称“在涉案电脑主机里又找到了”另外7个儿童色情文件。
2017年10月26日，主审法官Jennifer Sletvold 要求法庭指派律师Alexander Karam前来和我面谈，我女儿在场为我们翻译。律师Alexander Karam告诉我：他是在法官要求下来和我见面，法官希望我接受五年监外执行的诉辩交易，他告诉我：法官说我在trial上会被搞的很惨，而且我一定会被定罪，法官也会用她最大量刑权力29年和上万罚款，我深感被威胁了。2017年10月27日早上10点左右，主审法官又通过电话翻译来反复劝说我接受三年监外执行的诉辩交易。但是我因为没有做过任何犯罪行为，所以我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大费城华人维权会当日于法庭外发动示威声援。(维权会提供)
2017年10月30日到11月1日举行了赵案trial。trial一开始，我就请求主审法官考虑到我76岁，不讲英语，不懂美国法律，所以需要更多时间寻找自聘律师，我也不要那个一意威胁我只想让我认罪的法庭指派律师Alexander Karam,但是我的自聘律师请求被驳回。
法官连同法庭指派律师Alexander Karam压制不许可我自主参与挑选陪审员，陪审团人员名单实际是法官独自挑选决定的。
2017年10月30日，主审法官不公正裁定控方没有现场关键物证、照片等虚构我“contact”到法庭支持我的一位母亲带来的儿童而“违反”保释条件 “no contact with persons under 18 yeas of age”而将我监押（该母亲可以作证我并没有“contact”她的孩子），剥夺我在trial期间必须应对大量的诉讼文件证据资料和安排证人出庭准备时间和经历和环境条件。而我未被定罪就被公开戴上脚链手铐示众。
主审法官强制我辩护发言事先必须经过法庭指派律师Alexander Karam的许可，才允许被翻译出来,但是对主审法官、控方以及控方证人、案件受益人等不利的下述所有我依法抗辩所有事实和理由，都不被翻译让陪审团知道和（或）不被法庭记录在案：
- 我依法要求和控方证人对质；
- 我依法要求所有被告证人出庭作证；
- 我依法要求强制对我有利的证人出庭作证；
- 我依法提出涉案电脑前机主的问题，涉案电脑存在黑客攻击栽赃（有电脑专家证明），与我有矛盾的我女婿也操作过涉案电脑、涉案电脑主机被涉案警察没收后长期没有数据保护而存在数据被修改，以及控方故意隐瞒重要证据（硬盘拷贝件和完整电脑鉴证报告）等诸多合理怀疑。
主审法官对于陪审团的指导，设置为对“定罪”被告的方向诱导：
- 主审法官强调陪审团要依据其仅在庭审中所见到的涉案警察和控方的谎言、伪造物证和伪证一面之词来认定案件事实（因为上述我依法抗辩所有事实和理由全部被屏蔽和过滤了）。
- 主审法官反复强调陪审团要意见一致，而不是独立思考判断庭审中的大量合理怀疑。
- 主审法官设置的陪审团裁定条目设计，更是限定陪审团接受法官指定的被告“违法”事实来让陪审团裁定“是否有罪”，而不是让陪审团裁定“违法事实”是否成立而判定被告是否有罪。
- trial一开始法庭允许控方向陪审团播放人人痛恨的儿童色情录像，误导陪审团对无辜被告我的定罪倾向。
法庭发言人员语速都很快，以至于翻译根本来不及翻译，且很长的法庭文件也不全部翻译让我明白。
2017年11月1日，20位左右的我的支持者到法庭声援，但是法庭剥夺公众对刑事案件审判的知情权，驱赶旁听公众，却选择性留下我女婿家人旁听。
本案没有一个现场目击证人，没有一个现场原始证据（涉案州警察自证涉案电脑主机已经被拆开）、涉案州警察甚至作证他并不知道涉案文件下载期间我有没有在涉案电脑前、涉案州检控官不仅故意隐瞒对被告有利的重要证据（完整电脑鉴证报告以及硬盘完整拷贝件）而且也未尽举证责任排除诸多合理怀疑，但是，仅凭涉案警察大量谎言（有涉案警察证据对比表）,2017年12月18日我不幸被错误定罪15年刑期。
本人从来没有上传、下载、观看任何电子儿童色情文件；本人对州警声称的涉案电脑主机中任何电子儿童色情文件都一无所知；本人对州警声称的涉案电脑主机中任何电子儿童色情文件在何时，通过何人在涉案电脑上传、下载、观看，都一无所知。我是清白的。恳请社区的人士为我讨回公道。”
一个76岁中国老人到了美国，却被判了15年，确实有点冤。
你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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