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新华网、军报记者
今天，让我们一起回望一位伟人。
他的身上有光芒璀璨的标签——“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王”……有人说他一个人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他曾说：“我是大唐的后代，我的一腔热血只图报国。我的根在中国。”
他，就是钱学森。
今天是他诞辰106周年纪念日。今天，让我们再一次走近伟人！
△资料视频：中国的骄傲 钱学森，来自感动中国颁奖典礼
“学神”钱学森
面对钱学森那漂亮的成绩单，“学霸”似乎不能完全表达我们的崇敬之情，“学神”才更贴切。
除了天赋异禀，钱学森的“学神”气质也和他所接受的启蒙教育有关。
1923年至1929年，是钱学森一辈子忘不了的六年。当时他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他曾不止一次地对人说：“在我一生的道路上，有两个高潮，一个是在师大附中的六年，一个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
那是一段令钱学森最难忘的青春岁月：每天中午吃了饭，大家在教室里讨论各种感兴趣的科学知识，数学、物理、化学……不怕考试，不死记书本，玩得也很痛快，天黑才回家。学校形成的考试风气与今天迥然不同：临考前从不紧张备考，绝不因明天要考试而加班加点背诵课本。“大家重在理解不在记忆。不论什么时候考，怎么考，都能得七八十分。”
钱学森入中学时，校长是著名进步教育家林励儒（注：曾任新中国教育部副部长）。当时，林砺儒着力进行学制改革，制定了一套以启发学生智力为目标的教学方案。在他的领导下，附中的教与学弥漫着民主、开拓、创造的良好风气，成为得天独厚的一片沃圃佳苑。
“公式公理，定义定理，是根据科学、根据逻辑推断出来的，在课堂如此，到外面如此；中国如此，全世界如此，即使到火星上也如此！”教几何的傅钟荪老师用古汉语自编讲义，使钱学森“第一次得知什么是严谨的科学”。
而后，钱学森顺利地完成了上海交大、麻省理工学院的学业并追随当时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力学大师冯•卡门教授。钱学森形容这段求学让他“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
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老师冯•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美国人叫“good idea”（好点子）。有人问：“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来，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
当时整个加州理工学院校园弥漫着创新的学风。据钱学森回忆，“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
到加州理工学院的第二年，即1937年秋，钱学森就加入“火箭俱乐部”，是5位创始人之一，他担当起了理论设计师的角色。而火箭在当时还属于幻想中的东西，大家把小组称为自杀俱乐部，因为火箭和火箭燃料的研究，实在充满了危险性和不确定性。这个俱乐部就是如今NASA旗下著名的喷气推进实验室（JPL）的前身。这个实验室主导了NASA包括月球和火星探索在内的诸多项目。
△上世纪80年代钱学森在讲台上
钱学森说：“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我忧虑的就是这一点。”他所说的“这一点”就是如何培养出创新型人才。
“今天的大学，能做到这样吗？大家见面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怎样能够培养创新人才？”创新是一种探索性的实践，意味着从无到有、开风气之先，意味着风险和挑战。创新要有胆气，不惧权威；创新也需要容错试错。钱学森深谙这个道理。
曾与钱学森先生共事过的航天专家沈辛荪回忆说，他向钱学森请教问题时，他从不说“你做得不对”，而总是说：“你换一个思路，再考虑行不行啊？”总是用商量的语气，但实际确是在启发。“钱老从不直接给出答案，而是鼓励年轻人独立思考。”
钱学森不仅鼓励创新，在教育理念上也很新潮。
“难道搞科学的人只需要数据和公式吗？搞科学的人同样需要有灵感，而我的灵感，许多就是从艺术中悟出来的。”除了醉心学术，钱学森最大的爱好就是古典音乐。
从中受益的他也不忘启发后人。在2005年7月29日和2009年8月3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两次登门看望时，钱学森当面就“创新人才”培养问题提出了建议，还提出了“处理好科学和艺术的关系，就能够创新，中国人就一定能赛过外国人”的观点。钱学森说：“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
钱学森晚年看电视看到汽车广告，一看，都是外国汽车，他就说“泄气、泄气。”儿子钱永刚说中国汽车也是“外国心”。钱学森问道：“这些人怎么了？人都干什么去了？现在生活水平高了，更有条件出成果，为什么还弄不成？ ”
1970年6月，中央军委任命钱学森为国防科技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由聂荣臻元帅兼任。尽管没有军衔，他却成为指挥国防科技战线千军万马的将星北斗，攥紧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铮铮铁拳！
作为一名军人，他兑现了自己的使命与担当。新华社发布的《钱学森同志生平》中，概括了他的11项“第一”——中国第一枚近程地地导弹发射试验，中国首次导弹与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中国第一次潜艇水下发射导弹……这些“第一”，划时代地改变了中国，也划时代地改变了世界！
△钱学森（图右四）随冯·卡门率领的美国国防部科学咨询团一行36人飞赴战火纷飞的纳粹德国进行考察。
1945年4月，钱学森作为冯·卡门的主要助手，第一次来到当时世界上火箭技术最为先进的纳粹德国，作了详尽的记录，为撰写考察报告提供了重要依据。此报告总共13卷，冯·卡门执笔第一、二卷，钱学森完成第三、四、六、七、八卷中7个部分的编写。10年后他毅然回到大洋彼岸的祖国，成为中华民族砺剑铸盾战场上的大英雄。钱老说：“中国人民说我为国家、为民族做了点事，就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那些外国头衔……”
致敬·大师
像钱学森一样，还有很多老一辈科学家，他们是新中国不同科技领域的开拓者、奠基人，是国际知名的大师级科学家。如今，他们一个个地离我们远去。
1998年，“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淦昌因病逝世。离家数十载，家人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因为保密，王淦昌改名为王京。一年除夕夜，他与邓稼先在帐篷里相互敬酒，邓稼先对他说：“叫了王京同志几十年，叫一次王淦昌同志吧！”言毕，两个人抱头痛哭……
2009年，人民科学家钱学森逝世……
2010年，物理学家钱伟长逝世……
2011年，核物理学家朱光亚、光学家王大珩、自动控制和导弹技术专家黄纬禄逝世……
2012年，火箭技术和结构强度专家屠守锷逝世……
2013年，水利水电学家张光斗逝世……
2014年，气象学家叶笃正、金属学及材料学家师昌绪逝世……
2016年，材料学家严东生逝世，两弹一星元勋陈能宽逝世，还有为发展我国航天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梁思礼逝世……
2017年2月12日，中国导弹与航天事业开创人之一，曾任卫星工程总设计师的两弹一星元勋任新民逝世。
“我在美国有一个好朋友林桦（他已经去世了），当年我们都在美国留学，我回国了，他留在了美国。他是波音宇航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我曾是航天部的总工程师。他搞的是美国的洲际导弹，我搞的是中国洲际导弹。他的年薪是30万美元（上世纪80年代），我的工资只有他的百分之一，他住在西雅图一个小岛上的高级别墅……我住在很普通的单元房子里。”
“有人曾问我对此有何想法，我的回答是，他干的导弹是瞄准中国的，我干的导弹是保卫我们祖国的！”这段话中的“我”是梁思礼院士，中国火箭系统控制专家，梁启超最小的儿子。
△梁思礼
这些老一辈的科学家是一个时代的符号，带着新中国艰辛成长的民族记忆，也是我们这个多灾多难民族百年苦难辉煌的亲历者、见证人。
老一辈大师已逝，而我们这一代迎接挑战的压力更大。
今天，“大师”“大家”“大腕”称谓不时在耳边响起，但是能真正称之为“大师”的，想来并不多，能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深远影响的中国大师级人物更是凤毛麟角。
何谓“大师”？有巨大成就而为人所景仰的学者或艺术家。大，显其宏博，世人难及；师，显其杰出，为世人师。
今日之中国，由大向强，尤需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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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杨继红 主编/王兴栋
编辑/郭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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