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春节,在这个对国人而言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节日里,中国人的生存百态尽显其中。每一年的此时,“回家”是永恒的话题和最大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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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过年”与“回家”之间的关系有所减弱。“回家”反而与沉重的人情负担、不愿面对的“关怀”、衰败的家乡图景,紧密联系在一起。此时,用旅游的方式逃避回家,就成了最优选择。
年前,中国旅游研究院联合旅游网站发布了《2018春节出境旅游趋势预测》报告,该报告称,今年春节长假预计出境游人次将达到650万,规模为历史之最。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针对在线的年轻旅游者,进行了2018春运春节旅游意愿调查,此项调查正显著地表明着当下年轻人的生活状态。
其中,有30%的年轻人选择旅游过年,或者接父母到工作的城市一起去旅游。而选择旅游过年的年轻群体中,有33%是单身的恐婚族。从年龄看,90后的比例最高,占到49%。并且,第一批95后也已进入恐婚族的行列,占比超过了30%。一份《2018年春运春节旅游大数据报告第3号——95后旅游过节》表明,第一批95后也已经进入恐婚族的行列,占比超过30%。
除此之外,据统计,在20到30岁的年轻人中,单独旅行者比例达到20%,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而这些单身旅行者中,女性占比56%,是绝对的多数。
而这些恐婚族在选择躲婚地点上,也有自己的偏好。根据年轻人独自出行的数据,某机构发布了春节十大海外“躲婚”目的地:曼谷、香港、普吉岛、东京、台北、大阪、芭提雅、新加坡、清迈、巴厘岛。
春节期间的被催婚到底能够引发怎样的“精神摧残”?相亲的杀伤力到底有多大?以下是梦楠的口述,讲述了她为了躲避相亲,不得不去新加坡过年的故事。
梦楠口述
梦楠,女,25岁,现在北京某211高校读研,计划毕业后留在北京。
在理性的世界里,相亲是婚配成功最高效的手段之一。只是相亲这种操作,在各种力量的左右下,很容易走到非理性。
我第一次相亲是在大三,那年我21岁。可笑的是,直到那场相亲结束,我才意识到自己被套路了。
我的父母都经商,平时经常带着我参加他们的各种聚会,加上我本科是在老家本地念的,和父母的关系一直很亲近。相亲那天,父母没有明确说明他们的意图,我以为只是一场普通的聚会而已。对于认识新朋友,我没有抵触心理。
直到那天聚会结束之后,父母开始旁敲侧击地询问我:对聚会上的那个男孩感觉如何,是否和他保持联系,以及不厌其烦地表达对其父母和家庭的认可……等我清晰地意识到那天聚餐的目的时,我已经把那男孩的脸都忘记了。
大四那年,为了支持我安心考研,对于我的恋爱问题,父母没再付出更多“关心”。而大三的那次相亲,已经被我当作一场闹剧抛在脑后了。
情况恶化是在我上了研二之后。那年,一方面,经历了研一的一场恋爱后,我对于自己的恋爱权、人生规划权更有意识了,另一方面,父母已经从我考研成功的喜悦和自豪里醒过神儿,埋在他们脑子里的那个“顺利把我嫁出去”的雷又炸响了。
研究生阶段,我考入了北京的一所学校,在地理和心理上与父母拉开了距离。面对这种障碍,父母开始了他们疯狂的远程操控,操控的据点位于我北京的姑姑家。
“如果你想在北京留下,不找一个北京本地男孩是没希望的。”这是姑姑对我的第一句教诲。本着这一原则,姑姑把她社交圈里任何可能的适龄男孩都给我推荐了一遍。于是,我的微信在短短一个月内增加了十多位单身男性。更可怕的是,我需要每两周与其中一位见面,并向父母打卡汇报,直到我确定一段稳固的恋爱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我亲身体验了一把所谓的“中国式相亲鄙视链”:本地人瞧不上外地人,有北京户口的瞧不上没户口的,三环有房的瞧不上五环“郊区”的等等这一层层分级的链条。
外地人身份、身高170以上、非独生女、有读博意向,这些曾经我想都没想过的“缺陷”,现在都赤裸裸地被批判了个遍。更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一位相亲对象对我做记者的这一职业规划非常不满:“做记者太忙了,没时间照顾家庭。”我觉得自己如果正巧还属羊的话,可能连相亲的资格门槛都跨不过。
相亲消磨掉的不仅是我的时间,还有我对自我的认可。
直到去年过年回家,我也没能找到一个潜在的“婚恋对象”。任务没完成,于是,那年过年,我经历了人生中最可怕的假期。
除夕夜,奶奶在饭桌上对爸爸说:“即使你把你女儿培养成什么大学问家也没用,如果她没在三十岁之前把自己嫁出去,那你就是最失败的父亲。”而爷爷的话是,“我让我的每个孩子在24岁那年都有家有室,为什么你做不到?”爸爸低着头,全家无言,我感到脸颊火辣辣的。
假期剩下的日子里,七大姑八大姨,凡是能够沾亲带故的人,对我的人生和婚恋都有了指摘的权利,并在那个假期众志成城地企图扭转我的人生轨迹。而我像一个布偶,被各方言论左右,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和挫败感。
从闺蜜晓颖那里,我听到了类似的感受。
我和晓颖是高中同学,大学分开后一直保持着联系。她出身教师世家,随着年龄的增长,父母对她的控制变本加厉。学生期间,父母对于任何“早恋”苗头一定要扼杀在摇篮里。大学一毕业,父母又开始逼迫她考研、考公务员,在经历了接连的失败后,晓颖终于如愿以偿进入了国税局。此时,父母婚恋逼迫又来了。
去年过年,当她的父母不经她的允许,替她报名了一个当地的相亲大会时,想到如菜市场一样的相亲现场,她与父母彻底闹翻了。“我的人生好像必须是一本由他们写好的剧本。”今年,晓颖决定独自留在北京过年,“有猫陪我,多清净。”
和晓颖不同,我和父母的对峙还处于半遮半掩的状态。今年,我和大我三岁的表姐一起买了大年初一飞往新加坡的机票,这意味着,我还需要熬过年夜饭上的拷问。
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告诉父母我的旅行计划。而这场躲避催婚的旅行,花费近一万元,是我一年的奖学金加上实习工资。
我一直在思考这种逃避的背后,是怎样深层的隔阂。
随着父母年龄的增长,他们逐渐将一种恐慌感转嫁到我的身上。我理解他们的忧愁,但是面对北京的生存压力、自我提高的瓶颈,婚恋问题目前无法纳入我的考量和规划之内。
同时,因为生活圈子的不断扩大,我可以接触到的生活方式更加多样,单身、独居、丁克,早已不再是新鲜话题、奇人异事。在西方,有关“单身女性”的讨论几乎已是陈词滥调。因此,年年回乡,我觉得自己所面对的亲朋似乎来自上个世纪。
这种隔阂感短时间内无法通过语言的沟通得到有效的弥合,逃避是最省力的选择。在订下机票酒店的那天晚上,我的钱包空空如也,心里却如释重负。
其实,“相亲”是一个超越年龄、跨越地区的话题,尤其随着诸如世纪佳缘网、公园相亲角这样线上线下双管齐下的操作,让“相亲”变成了一个现象级事件,而相亲背后埋藏的是巨大的代际隔阂和群体焦虑。
新加坡的年味似乎不比中国差,每天走在大家上,看到当地的同龄人从身边走过,总是情不自禁地冒出同样的奇葩的想法,这个姑娘被逼婚了吗?
嗯,哪怕是远在新加坡,我也有些被逼得着魔了。
来源:AI财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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